就着窗口的阳光，针线筐里的针插和彩线相应成趣。在时光的一针一线、一缝一合中，成就了姥姥、妈妈、我，三代人针线传承的故事。

姥姥姓吴，生于建国前，她没有大名，裹着小脚、也不识字，是在嫁给有文化的姥爷之后，姥爷才给姥姥取了大名。在我的印象中，姥姥总是摇晃着身体。妈妈说那是因为裹脚太小无法长时间的停留站立，只能不停来回前后左右地踱步以保持身体的平衡。姥姥一生养育了五个子女，由于姥爷是省劳模，一心扑在工作上，家里的大事小情都是姥姥用自己瘦弱娇小身体一肩挑起。

妈妈经常对我说：“我小时候全家人都穿着姥姥做的鞋和纳的鞋垫，那时候大多数人家都是穿自己做的鞋和鞋垫，但能做到像你姥姥这样针脚细密、花样繁多的却不多。回想起来满满都是温暖而骄傲的记忆。”妈妈还说，她小的时候，穿的衣服也是姥姥手缝的，经常是将姐姐的衣服改小给妹妹，浅色的衣服染深色变着花样穿。而在我的记忆中，姥姥确实特别爱做鞋垫，我床头柜的抽屉里有一厚叠她做的鞋垫，因为太喜欢这种手工的鞋垫，觉得跟工艺品一样，根本舍不得用。其实我们这些孙辈的孩子们都不让她再做鞋垫了，怕伤眼睛，而她觉得这是她能给我们最好的礼物。

每次回姥姥家，我都能看见姥姥忙里忙外之余，坐在炕桌边做鞋垫，家里的碎布头都成为她眼里的宝贝，洗好晾干，收拢在一起。记得小时候，姥姥家有一个绛红色的包袱皮儿，里面包着的一堆碎布头。每当她拿出来，我们这些小辈儿都像挑宝贝一样在里面翻找自己喜欢颜色的布头，然后拿起针线学着姥姥的样子胡乱缝起来。玩够了，扔在一旁的布头会被姥姥小心的拆好，再整整齐齐叠在一起，码好放在包袱里。在那物资匮乏的年代，姥姥靠双手一针一线养大了五个子女。

妈妈是建国之初出生的，她是家里的唯一的大学生，毕业后分配到企业，退休时是她们办公室里唯一的女高工。妈妈虽然没有接续姥姥做鞋垫的传统，但她也有一双巧手，住在单身宿舍时，跟舍友一起绣桌布。小时候，那块桌布一直搭在我家的餐桌上，精美立体的绣花让我一直以为那是买来的机绣成品，当妈妈告诉我那是她亲手绣的时候，让我简直惊讶的合不拢嘴。

我小时候，爸爸还在部队工作，妈妈作为职业女性，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还承包了我的快乐童年。我上小学以后，上下学提书的布袋子就是她用缝纫机给我做的，同学们见了喜欢，妈妈还做了好多分送给她们。那时候结婚都流行“三转一响”（缝纫机、手表、自行车、收音机），而我父母结婚时经济拮据，什么都没有买，家里那台老式的缝纫机是我上小学以后爸爸才给妈妈补买的。那时家里条件一般，我很羡慕小伙伴的洋娃娃，妈妈说如果期末成绩好了，就给我做一个布娃娃。我每天认真做作业，预习复习，满脑子都期待赶紧到期末考试，一定考出个好成绩让妈妈给我做布娃娃。记得那个学期末，我考了全班第二，发成绩的当晚，我是在妈妈“哒哒哒”的缝纫机声中睡着的。第二天醒来，枕边放着一个50公分长的布娃娃，穿着妈妈给我做裙子剩下布料的同款小花裙，带着有花边儿的帽子，太美了，我兴奋得在床上跳来跳去。妈妈凭借着那台缝纫机，让我的童年在踏板声和转轮的转动里快乐成长。

而我，算是生在新中国，长在红旗下的一代，刚好赶上了独生子女政策，父母应晚婚晚育的政策30岁才生了我。耳濡目染吧，我从小就喜欢手工，小时候流行一种折叠剪刀，是我书包里的必备，没事了掏出来剪个纸片也让我很快乐。

后来，我上大学学习了跟美术相关的设计专业，这让我的手工能力得到了更大的提升。不论是十字绣、刺绣，还是拼布、钩针抑或是扎染，我都愿意学习尝试。婚后，我也拥有了自己的电动缝纫机，再也不用像妈妈那样手脚配合着踩缝纫机了，只要插上电源，右脚轻轻搭上踏板，电动缝纫机就“哒哒哒”的开始运行了。有了这台缝纫机，让我DIY改造旧衣服的爱好得到了“长足进步”，用老公和自己不穿的旧衣服，给我的女儿从出生之初做了小鞋子、小帽子，到如今做了上幼儿园的小书包、做了参加活动穿得汉服，让她经常在幼儿园一脸骄傲地转着裙子说“这是我妈妈给我做的”。而最让我得意的作品是用女儿的胎发和碎布头制作的胎发画，特别有纪念意义。还有跟着母亲学做的盘扣，这可是姥姥祖传的手艺，如今盘扣用的地方少了，我就把盘扣改造成了耳环。当盘扣耳环在颈肩的流转跳跃时，让我们三代人的巧手与时代接轨，恍惚间听到了姥姥和妈妈的指尖絮语。

当然我的“巧手”也在工作中也开始“大展拳脚”，积极参加单位组织的书画比赛，各种活动投送的剪纸作品、漫画作品也经常登场。之前还为陕西省纪委创办的微信公众号“廉水谷”的每日推文配画过廉政插画。当我把爱好和工作紧密结合之后，我觉得工作的幸福感更高了。

今年是祖国成立的70周年，从姥姥把手缝针当作养家糊口的手段，到妈妈的老式缝纫机成为成节俭持家的法宝，再到如今我的电动缝纫机成就了我生活的小乐趣，甚至是创意的不断延伸。时代的改变是从生活中的细节体现的，“新三年旧三年，缝缝补补又三年”的日子一去不复返，但指尖的传承将不断延续，见证着新中国的七十年的经济变化和发展伟业。